〖2024年－第10期〗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特殊歷史時期召開的。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從危難中挽救了黨和國家。但“文革”遺留下來的政治、思想、組織和經濟上的混亂還未消除，“左”傾錯誤繼續阻礙中國的發展。與此同時，歐、美、日等國家包括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發展迅速，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已遠遠落后。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開了長達36天的工作會議，為即將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了充分準備。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鄧小平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這個講話實際上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序幕。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不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將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重新確立了黨的組織路線，決定在組織上健全黨規黨紀，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反對接受和制造個人崇拜，加強集體領導。全會還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增選了中央領導機構成員。
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開始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在農村取得了巨大成就。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也進行了許多試驗和探索，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和經驗。為制定全面改革藍圖，加快改革步伐，推動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更好地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中共中央決定召開第十二屆三中全會。
1984年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開會討論《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綱；10月20日，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這個決定。《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中國要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改變了原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說法，成為改革開放的綱領性文件之一。
十二屆三中全會的中心議題是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開放方針，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步伐。對于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鄧小平這樣評價：“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
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召開時，中國正處于新舊體制轉換時期，出現了一些問題，其中最突出的是經濟秩序混亂、物價上漲過快，并因此影響到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為使改革開放深入進行，全會確定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方針，要求將今后一段時期的工作重點放到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上來，十三屆三中全會為進一步深化改革掃清了道路。
十三屆三中全會確定將1989年與1990年的改革和建設重點放到治理經濟環境和整頓經濟秩序上來。全會強調指出，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的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我們的總方針總政策。任何時候都必須牢牢掌握黨的基本路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全會原則通過了《關于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建議國務院在今后五年或較長一些時間內，根據嚴格控制物價上漲的要求，并考慮各方面的實際可能，逐步穩妥地組織實施。全會還原則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
1992年初，鄧小平先后視察了武漢、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多次強調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判斷是非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鄧小平南方談話明確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重大認識問題，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確宣布：“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老百姓也明白了一個道理：“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
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個被稱為“市場經濟50條”決定，提出了支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四梁八柱”：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培育和發展市場體系；轉變政府職能，建立健全宏觀經濟調控體系；建立合理的個人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深化對外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進一步改革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加強法律制度建設。
《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將十四大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基本原則具體化，制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這個決定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一場波瀾壯闊的制度變革由此開啟。
農業是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基礎，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關系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問題，實踐證明，農業興則百業興，農業穩則全局穩。1998年，改革開放政策已執行了20年，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日漸突出。在這個大背景下，中共中央決定召開十五屆三中全會，主要研究和關注農業、農村與農民問題。
十五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從現在起到2010年，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奮斗目標，確定了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堅持的方針。
全會強調，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經營制度；以勞動所得為主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必須長期堅持。發展農村生產力，推進農業現代化，是一項長期任務。必須著力解決制約我國農業長期穩定發展的突出問題，全面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實現農村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保持農村社會穩定，切實加強農村基層民主法治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基層黨組織和干部隊伍建設。
至2000年底，我國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已經確立；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并將建成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內容。2001年12月，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標志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了新的階段。一方面，國內發展和國際形勢對經濟體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完善，社會經濟發展仍然有許多體制性障礙，需要通過深化改革加以解決。
十六屆三中全會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重要歷史階段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必將推動我國改革開放更加深入，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
《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和舉措：提出了建立現代產權制度；提出了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提出了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止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提出了非公有制企業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享受同等待遇。
十六屆三中全會還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
2008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成功實現了農民生活從溫飽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邁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性步伐。同時，“三農”工作還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擴大，城鄉二元結構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等等。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進軍號，農村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30年后的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再次吹響了農村改革發展的集結號。
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會認為，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進入加快改造傳統農業、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關鍵時刻，進入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時期。會議要求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戰略任務，把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作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作為根本要求，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創新體制機制，加強農業基礎，增加農民收入，保障農民權益，促進農村和諧，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推動農村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改革循著從易到難、從局部到全局、從增量到存量的順序展開，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中共十八大后，改革開放駛入“快車道”，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中共中央堅持目標引領，突出問題導向，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勇氣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
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全會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會議強調，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必須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當前，面對新時代新任務提出的新要求，黨和國家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同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同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十九屆三中全會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召開的。
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同意把《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部分內容按照法定程序提交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全會指出，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要保障。會議強調，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是加強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的必然要求，是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全會對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作出了四個方面的部署：完善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的制度；優化政府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統籌黨政軍群機構改革；合理設置地方機構。
會議還討論了向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推薦的國家機構領導人員建議人選和向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推薦的全國政協領導人員建議人選。
